第一章 “愚人船”
1、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病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病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病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因病人具有被囚禁在城关内的特许权,这种地位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变得非常现实:要排斥他就必须把他圈起来;因为除了门津之外没有其他适合他的监狱,所以他被扣留在那个渡口。他被置于里外之间,对于外边是里面,对于里面是外边。这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地位。如果我们承认昔日维护秩序的有形堡垒现已变成我们良心的城堡,那么,病人的地位无疑至今仍是如此。
2、水域和航行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一旦下了船,人们不知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当中的不毛之地里,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虽然这种习俗和这些价值观是那种将要长期存在的想像关系的滥殇,但是它们渊源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历史之中。反过来说,这种源于无法追忆的时代的关系此时被召唤出来,并使病人出航成为习俗。难道不是这样吗?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水域和疯癫长期以来就在欧洲人的梦幻中相互联系着。
3、直到历世纪下半叶前,或稍晚些时候,死亡的主题独领风骚。人的终结、时代的终结部带着瘟疫和战争的面具。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是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甚至在此岸世界都感受到的这种威胁是一种无形之物。但是在该世纪的最后岁月,这种巨大的不安转向了自身。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肃穆。人们从发现人必然要化为乌有转向戏谑地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虚无这一思想。面对死亡的绝对界限所产生的恐惧,通过一种不断的嘲讽而转向内部。人们提前解除了这种恐惧,把死亡变成一个笑柄,使它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平淡形式,使它经常再现于生活场景之中,把它分散在一切人的罪恶、苦难和荒唐之中。死亡的毁灭已不再算回事了,因为它已无处不在,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徒劳无益的口角、蝇营狗苟的争斗。头脑将变成骷髅,而现在已经空虚。
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问候。但这也是死亡被征服的状态。它躲在日常的症状之中。这些症状不仅宣告神已经君临,而且表示它的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俘虏。死亡所揭去的不过是一个面具。要想发现骷髅的笑容,人们只需撤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既不是美,也不是真,而仅仅是石膏和金属丝做成的面具。无论带着面具还是变成僵尸,笑容始终不变。但是,当病人大笑时,他已经带着死神的笑容。因此,病人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死亡的威胁。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愚人的呼喊”战胜了中世纪末桑托广场墙上《死神胜利》的歌声。